沈凌  路也  胥晴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小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小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35）